米兰·昆德拉：我现在得告别了丨一撇一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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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当地时间7月12日，路透社援引捷克公共电视台消息报道，著名作家米兰·昆德拉因病于7月11日在巴黎的公寓逝世，享年94岁。
1929年4月1日，米兰·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，那是处于纳粹入侵和“布拉格之春”的年代。1975年，昆德拉流亡法国，1981年归化为法国公民。2019年，重获捷克公民身份。
米兰·昆德拉曾建议外界将自己的介绍写为：小说家，生于捷克斯洛伐克。自一九七五年后，定居法国。
壹历史总是无情地开着玩笑
昆德拉成长于国家发展处于艰难的时期，但童年生活却是充满热烈、自由的。直到青年时参与了一系列的运动和政治改革，他的生活才被撕裂。
昆德拉的父亲是钢琴家、音乐教授，带领着他走进音乐世界，父亲期望他未来子承父业，但事与愿违。少年时，昆德拉喜爱待在父亲的书房里，那儿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供他随意浏览，国内外的文学著作他早已熟读。无论是音乐还是阅读，都为他此后的写作埋下伏笔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总能找到和音乐节奏相关的结构，例如复调和多重奏。
19岁时，昆德拉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，就读哲学系，这使他有十分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哲学思辨力。也是在这一年，19岁的昆德拉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，两年后因“反党行为”被开除。后来，他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，在此期间，他迷上了写诗。
1953年，尚不满24岁的昆德拉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诗集《人，这座广阔的花园》，此后还出版并翻译过近十本诗集，他的作品让人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。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坛，教条主义盛行，公式化的诗歌四处泛滥。而昆德拉的诗却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，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。不过，当时的他并没有想用诗歌去“反抗”，那些符合人们情绪表达的诗歌，仅是他在生活中的真实情感写照。
三年后，昆德拉完成了在电影学院的学业，留校当了一名教师，教授世界文学。留校后不久，昆德拉开始大量阅读理论书籍，并继续完成大学期间就已开始写作的《小说的艺术》一书，从他25岁开始到27岁完成，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。写作此书的直接动机是获得教师资格，也有教学方面的需要，同时还为了解决文学实践中的一些困惑。《小说的艺术》1960年出版，1964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。
《小说的艺术》的成功，使昆德拉产生新的想法，他的笔触几乎立即伸向了戏剧。并在1963年正式放弃了诗歌写作。对于昆德拉来说，放弃诗歌写作，可谓是他本人挥别青春的举措。
昆德拉确信自己找到了“位置”，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，1965年开始构思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。两年后，《玩笑》如愿出版。
《玩笑》实际上是以政治为背景，通过主人公及其友人的爱情经历和人生旅程，揭示出历史的荒谬性，试图探寻什么是“玩笑”和“忘却”，这是“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”。
“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与人们开着玩笑，并且它不用为这个玩笑所带来的结果付任何责任。昆德拉的小说力图展示的存在，就是用可能性去和一次性的生命相抗争的存在。不论人们做什么，不管多么的清晰和谨慎，存在、事物、包括自己的真实都无可挽回地与自己错过。”
不久后，“布拉格之春”使《玩笑》成为禁书，立即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了。而昆德拉跌宕的人生就此拉开帷幕。
贰“我们离开了祖国”
1968年1月，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领导人提出要建立一个“新的、民主的、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”，即对内改革、对外独立，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响应，这就是“布拉格之春”。
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盟国，此次运动被苏联视为脱离控制，于是当年8月20日深夜，由苏联发起，华沙条约国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进行军事演习，20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，一夜之间占领整个国家。然而演习结束后，苏军并没有按约立即从捷境内撤出，引起国际轰动，“布拉格之春”初步告终。
昆德拉曾在1956年二度入党，谋求在体制内渐进改革的梦想终告破碎，1970年他再遭开除。由此他甘愿退出斗争，自认只是小说家，全力投入文学创作。但再度失去党籍让他的境况变得格外艰难，电影学院剥夺了他的教职，他的书得不到出版，文章不予发表，图书馆清除了他所有的作品，妻子薇拉不得不偷偷做英语家教来补贴家用。
米兰·昆德拉和妻子薇拉
1970年代初，苏联占领时期，“我和妻子都被逐出工作岗位，身体状况都不好。”昆德拉在《相遇》中写下关于那个年代的现状，“在我们的时代，人们学会让友谊屈从于所谓的信念，甚至因为道德上的正确性而感到自豪。事实上，必须非常成熟才能理解，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，它必然是不完美的，多半是过渡性的，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。”
1975年，昆德拉离开了祖国捷克斯洛伐克。“我们，我的妻子和我，带着四个手提箱和几个纸箱的书，坐车走了。这就是我们带走的全部东西。”
去到法国之后，昆德拉在雷恩大学担任助教。在流亡之初，有相当一段时间，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众人物。《米兰·昆德拉传》中记下了一些片段：“他上电视，接受采访，发表谈话，撰写文章，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。他自己后来在解释这一行为时说那完全是形势所迫，因为当时，他‘也许是唯—面对全世界报纸的捷克人，有可能解释一切，说明被俄国人占领的叫作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究竟怎么了’。”
1978年，定居巴黎的昆德拉开始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教课。此时，他已渐渐融入法国文化和生活。逐渐减少在公众平台讲述关于自己国家的遭遇，一年后，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剥夺昆德拉的公民身份。后来，昆德拉曾承认，移居国外是其个人生涯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。
1981年7月1日，昆德拉获授法国国籍，对此他表示：“法国已经成为我的书的祖国。因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追随了我的书的道路。”此后，他开始使用法语创作作品。
直到2019年11月28日，米兰·昆德拉才被祖国“唤回”，重新获得捷克共和国政府的公民身份。当天，捷克驻法国大使德鲁拉克来到昆德拉位于巴黎的寓所，告诉其“喜讯”。
1981年7月3日，米兰·昆德拉（中）与法国作家让-皮埃尔·费伊（左）等人参加密特朗总统专门为文化人士举办的活动。这一年，昆德拉拿到了总统亲笔签署的公文，正式成为法国公民。
“我代表捷克共和国为多年来发动的攻击做了道歉。他情绪很好。他只是接过文件，说了谢谢。他是个非常友好的人。”德鲁拉克说道。
但昆德拉不会回捷克定居，捷克文化界对他并不友善，外界对此评论恢复国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，尽管是“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姿态，象征着最伟大的捷克作家回到了捷克共和国”。但一切都无法再从零开始了。
昆德拉告诉作家乔丹·埃尔格拉布利，“我来到这个国家（法国）时已46岁。到了这个年龄你不再有时间可以浪费，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已很有限，你必须作出抉择：要么你在回顾过去中度日，回顾你已不在那里的以前的国家，你的老朋友们，要么你就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，从零开始，在你现在置身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”
40多年异乡漂泊的痛楚与矛盾，始终贯穿昆德拉的一生，在他的作品中，这种矛盾与撕裂感一直存在，并伴随他本人终生。虽然他总说自己在得到法国公民身份后便不再是流亡者，却在众多作品中赋予主人公“流亡者”“异乡人”身份，其中不乏关于“乡愁”的故事。
叁故乡与过去再无关联
作为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，昆德拉被认为是20世纪小说美学革命的伟大探索者，创造了“思索的小说”之高峰，“将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”。
昆德拉的创作风格属于贝拉·巴托克所称道的“简明独到”，他的知己好友、作家伯努瓦·迪特尔特则这样概括：“世情洞穿，睿智非凡。”
他的小说非常注重故事视角和时间视角的选择。他擅长赤裸裸的解开那些幽暗隐秘、羞于表现的人性本质，直面自我，不回避人性的卑劣。他笔下的故事和提出的问题，超越现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，作品“哲理之深度，可跨越时空”。
他在作品中始终贯穿的一个重要主题是，“人生不过是去往何方与来自何处的事情。”“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，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。”他在小说中谈论哲学思想和政治事件，隐晦的描述政治对社会及国家的影响，但他总把这些当成故事背景，在此背景下写就普通人的一生。他在小说《生活在别处》中写道，“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”
昆德拉在长篇小说代表作《笑忘录》中，他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入侵为时代背景，描写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。在跌宕不安的时代里，昆德拉借此探讨了人生中关于记忆和遗忘的哲学关系。
正是这部小说的出版，使昆德拉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公民身份。他与祖国的联系从此一刀两断。多年后，他对埃尔格拉布利回忆说：“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信，通知我说我的公民身份已被剥夺。这封信本身就写得实在没有水平，错字连篇！就其粗野性来说，堪称一份妙文。”
《笑忘录》是昆德拉代表作中较为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的，人们从中联想到个人生活以及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政治，其中各种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，最终都归于相同的哲学思想。
被誉为“各种生命矛盾的思辨”的小说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，则是坚实地奠定了昆德拉作为世界伟大作家的地位，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是享誉世界的超级畅销书，自1980年代出版自今，依旧是书店醒目位置的常客。
小说依托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背景，以偶尔而宿命般的爱情为故事主线，讲述在灵魂与情欲、理想与现实、拯救与放逐、忠诚与背叛之间，那些属于生命中“轻与重”的问题，到底该如何抉择。
1988年上映的电影《布拉格之恋》剧照。这部电影改编自米兰·昆德拉最著名的长篇小说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
在诸多作品中，有一部小说是读者能够真切地感知昆德拉青年时的遭遇，那就是如同传记般存在的作品《无知》，昆德拉与小说中的两位主角都有相同的经历，都是流亡者，一样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，并移居法国。不同的是，小说中的其中一个主人公被一种人类最原始的需要深深击中——回到故乡。
而昆德拉正相反，“我在这里，在法国生活，我很快乐，在这里非常快乐。你刚才问我是否想过有一天可能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去，我回答说没有，情况永远不会允许我回去。但这话只讲对一半，因为即使我能回去，我也永远不想回去了！一生中移居国外一次已经够了。我是从布拉格作为移民来到巴黎的。我永远不会有精力再从巴黎移民布拉格。”
1960年的布拉格街头，那时的昆德拉已经出版了三部诗集，前一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我，悲哀的上帝》，开启小说创作生涯。
在小说《无知》中，昆德拉早已预示了一个结果：故乡与自己过去的生活已再无关联。时过境迁，家早已不再是最初的模样。“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总会产生一种不可弥补的错位感”，但那错位感最终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，除非能让时间倒流，回到最初被抛弃的那种生活，否则一切都不会回归原点。
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，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，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。
——米兰·昆德拉
肆“我谈论自己太多了”
“他生怕别人偷走他的灵魂。”昆德拉的妻子薇拉说道。
昆德拉和妻子薇拉
1984年，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取得巨大成功，昆德拉迎来人生中最高声望。这一年，他接受贝尔纳·皮沃的邀请，来到《顿呼》演播室。蓝色的眼睛，倦慵的言谈，人们看到了克制内敛，举止略显刻板的昆德拉。
节目带来的反响效果却困扰了昆德拉，“我谈论自己太多了。”他满怀焦虑。正是从这时起，昆德拉决定让自己“消失”。
从现在起，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，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。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，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。我已无暇顾及过去，我要向前走。
——米兰·昆德拉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
1984年，米兰·昆德拉在《顿呼》演播室。
“一九八五年六月，我坚定地下了决心。”不再接受任何采访，远离各种媒体，不在任何电视节目中露面，以书籍存在于世，藏迹于作品之中。
昆德拉喜欢引用福楼拜的一句话：“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界上。”
他曾坦言，“我不喜欢让自己的生活变成情景剧。”在法国的生活与写作生涯里，昆德拉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，而非一个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，他不愿自己的作品被过度政治化阐释，他也不愿自己再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。他为自己的生活贴上了封条。从此“销声匿迹”。
《寻找米兰·昆德拉》传记中文译者王东亮曾提起第一次亲眼见到昆德拉的场景，“记得是在田园圣母堂街夜祷剧院咖啡厅，或者是附近的一家咖啡厅，离卢森堡公园不远。昆德拉身形高大，站在一处略显隐蔽又可以俯瞰全场的地方，目光依旧是各类照片中常见的那种冷峻深邃，似乎在看着什么又似乎在想着什么。”那是一场研讨会，“没有安排他演讲的日程，周边的人也仿佛在保护他沉默的权力，没有人过去打扰。”
晚年时，昆德拉夫妇居住在巴黎一条僻静的巷子里，有一位中文学者曾在那见过他，他与昆德拉有过简短的几句对话，“还在写小说吗？”当时昆德拉手头正一边修订《小说的艺术》，一边写这部书的第三个续篇——《被背叛的遗嘱》是第二本，同样都是小说创作论。
面对询问，昆德拉巧妙地笑答：“怎么说呢，等着瞧吧。那好，我就等着。不过，我现在得告别了。”
“昆德拉朝雷卡米花园旁的公寓大门走去。夕阳透过镶着金边的云朵洒下来。昆德拉灰白的发丝染成金黄，高大的身躯也落满灿烂的金光。”
资料来源丨《寻找米兰·昆德拉》、中国新闻周刊、澎湃新闻、南风窗等
作者丨卓依紫，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